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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光在虚无缥缈间--实际批评--中国作家网

[封闭本页] 泉源:中国作家网      公布工夫:2020-03-14

上穷碧落下鬼域,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白居易《长恨歌》

 

“麦子店的夜晚是炽热的。”这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现实上,这个用来扫尾的句子不断没有散失,它好像某种配景音,一直铺垫和洋溢在这个繁华而又充溢荒诞颜色的故事面前。在石一枫的笔下,麦子店不只仅是一个所在,麦子店的夜晚也不只仅是一个时辰;它是小说主人公的一种执念,而一种执念总是通向另一种执念,终极就会像并联电路一样,把人间那么多的执念通通给联到了一同。就拿这炽热的麦子店夜晚来说吧!此时此地发作着的事变,虽然只是低微到充溢悲剧感的大人物们的鬼使神差,面前却站着那么多浩荡而广泛的狐疑:在云云大的天下上,在云云多的同类两头,一团体应怎样选择本人站立的姿势与地位?在冷暖善恶盼望绝望无停止的撕扯转换中,一团体又到那边去寻觅本人寓目、了解、应对这天下的坐标点?一团体的心灵看似是如许的微小和微乎其微,但又有什么中央,可以真正地安顿下它们?这么连续串的执念纠结上去,麦子店就不只仅是麦子店了,而像是靠近了宗教故事里的某些所在——比方西奈山顶、或许菩提树下,我们的主人公就站在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正中央,努力儿却又有望地考虑着人与天下、与同类、与本人的干系题目。

“麦子店”三个字于是成为了某种无法说清道明却注定不克不及绕过的潜认识,它乃至酿成了一枚有形的图钉,扎在种种舆图的秘密穴位上——纸质的舆图,手机上的电子舆图,以及秘藏着盼望与耻感确当代集体心田舆图。正好像“麦子”与“店”的组合是将农耕文明与商品社会的两种典范意象不由辩白地紧缩在一同,我眼前这个被石一枫安顿在麦子店的故事,也因此相似的方法,把喜与悲、冷与热、虚与实、聚与散、信托与叛逆、渴望与幻灭,都杂糅并置在连续串意味深长的打趣外面。

因而,起首值得说一说的,便是这个“麦子店”。

在直观的层面上,麦子店是一片空间实体,它真实地存在于文本之外的理想天下中。说来羞愧,我自己虽已在北京生存多年,但直到读到这篇小说、直到我被猎奇心驱策着翻开了手机舆图,我才搞清晰北京还真有片中央叫“麦子店”。我受惊地发明,麦子店离我的一样平常运动范畴并不远:它的南方是勾结湖,那边坐落着几家紧张的文学报刊社,我常常过来闭会;东边是向阳公园,周末去遛弯的人大概能见到我在球场上飞奔的身影;东北偏向是台甫鼎鼎的三里屯,去屯里逛个街吃个饭,天然这天常休闲的选项之一。唯独麦子店这片中央被我绕了过来,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不存在的。现实上这是当下都市生存的常态:我们虽然生存在某一都会之中,但我们并不见得真正熟习它,人们熟习的每每只是与本人的生存发作了联系关系的那些“点”、以及由这些点所建构起来的特定想象:寓所是一个点,任务地是另一个,最多再加上熟习的商圈饭店文娱地带,衔接起这些点的是交通图上的地铁线,我们在暗中的地底管道里寂然静立然后如常抵达,空中上那些被60公里均匀时速轻盈略过的庞大生存景观正好像一团体生命无限性的完满隐喻。

云云,异样一座都会,却经常被切分为差别的空间、差别的条理、差别的形体和想象;从天主视角来看,这都会的存在是确凿、波动、严厉恪守着物理学规矩的;对生存于此中的人来说,这种“真实存在”却各有各的界说。石一枫在小说里债主人公王亚丽的心思分别过这“单数的北京”:遍及工地与立交桥的五环外是一种,那边的人“早上像打仗一样挤车下班,早晨像避祸一样挤车回家,回了家就把灯一开把门一关,尔后与外界阻遏联络”,以一种“似乎从没认识到本人生存在北京”的方法组成了“生存在北京”的特别典范方法;“燕莎”、“凯宾斯基”以及天安门城楼又是一种北京,空间的间隔并不远,但“那些北京,便是王亚丽摸不着也想不到的了”。石一枫所选取的麦子店,则代表着北京的另种能够——大概是意味更庞大、诗意空间更深奥的一种。这里的景观是多条理的,“有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咖啡馆,有运营种种没用的小玩意儿的文创市肆,有演出‘不插电音乐’和‘无台词话剧’的酒吧书吧”;这里的人也是捉摸不透的,“他们在忙乱之余,好像又总在揣摩一些另外事儿——不在面前目今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以是中午有人抽疯大笑,清早有人痛哭流涕,不分昼夜都有人喝多了躺在马路牙子上晾肚皮”。这些人和事物,好像在以一种虚无缥缈的方法开释出真实的慰藉与魅力。

如许的麦子店表现出意义与话语谱系的游荡形态,它真实可感又令人隐晦,既令人感触密切又不时分发出生疏,似乎一个空间面前叠加着另一些空间,又似乎它的真实恰好就植根于面前庞然大物的不真实。它恰好合适王亚丽如许的“新北京群体”:在身份认同和自我想象方面,王亚丽们——这些忠贞于半价法棍、而坚决回绝鸡蛋灌饼的年老人——与北京、或许说与这个期间最前沿最中心的经历之间,一直处在暧昧、胶葛、不即不离、互释共生的形态之中。

在“单数的北京”里,麦子店这项小小的“双数”,又出现出本身外部的“单数形状”乃至“余数形状”:虽然我们可以指动手机舆图上的驾车道路去论证麦子店的真实和详细,生存于此的王亚丽们,却一直实验着要在确凿与缥缈、密切与生疏、空中与苍穹、立足认命与自在翱翔之间,重新丈量和界说本人在这天下上的地位。在诸多故事的开头,他们每每像除不尽的余数一样被甩出了期间的运转公式、像结石普通被排挤了生存惯例的体外。但他们终究是乐此不疲的,似乎只要经过此种方法,他们才终极得以被真正地整合与消化:“王亚丽的想法是,‘作’就‘作’吧,人生能有几年‘作’。要是不‘作’,她就该留在故乡完婚生娃奶孩子。她有个初中同窗的乳房都能甩到肩膀前面去了。”

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差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北漂或底层故事:穷究起来,王亚丽们并非是在跟环球化期间的多数市理想较量儿,而是在跟本人较量儿;牵绊着人物的不只仅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详细窘境(这些详细窘境更多只是情节开展的导火索),更是情绪与代价的认知认同。

就如许,在王亚丽这里,空间的定位酿成了空间的想象,实体的麦子店酿成了笼统的麦子店。如许的空间,早已不再是柏拉图意义上平均且同质的容器,而是充沛进入了列斐伏尔与福柯意义上的、充溢着社会干系与话语权利的、可不时停止自我再消费的空间语境——空间在消费本身的同时,也在消费和塑造着空间之中的人。

于是,麦子店成为了王亚丽——固然也包罗他那位惹上费事的男友“果粒橙”——心中的小小执念。她留恋着面包店里的半价法棍,留恋着这里各形各色鱼龙稠浊的人,她想要留在这里生存,方案着要自给自足开一家衡宇中介,地点也早早选定在了麦子店。无他,只是由于这里可以满意她心底最秘密的愿望、最急迫的需求:用虚无缥缈的事儿来替代实践发作的事儿。但是题目在于,即使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变,也终极会在详细的理想中留下线头;而这些再逼真不外的线头,恰好是人物接通那虚无缥缈天下的独一导体。

在王亚丽的故事中,这枚线头便是“钱”。假如不是下定决计要在麦子店完成创业空想,王亚丽和“果粒橙”不用以自虐般的残酷决计开启存钱方案;假如不用下云云的省钱“狠手”,王亚丽也犯不着去“团契”里蹭饭吃;不必蹭饭省钱,也就不会跟岳晓芬发生交集,纵然异样会发作亲生母亲为钱给本人下套如许的事变,但男冤家那笔去路不明的资金,总归不会交到岳晓芬如许的外人手里;没有王亚丽突然寄存来的巨款,岳晓芬“活下去”的盼望便不会被不测扑灭,之后便不会演出“经不住磨练”的吞款求生戏码,这个故事便也不会滑向“神仙跳”和“失手伤人”如许不行拾掇的了局。

拉起这根线头,我们发明,小说的故事线索实在黑白常明晰的。这场悲喜急转的“故事”,说究竟是场错进错出的“变乱”,它由一场场或大或小的“诈骗”乃至“诈骗”举动串联起来——这些眼花纷乱的“骗”里,有的情节严峻、有的无可非议,有的乐成完成、有的却彻底演砸了。这是一场披挂着悬疑(或许说“伪立功”)外套的、细品之下颇感甜蜜的玄色悲剧,一系列轻重差别、完成度也差别的诈骗举动,被玄色幽默的火焰焊接在一同,扭成了一只不规矩的车轮;它捆绑着故事在北京东三环的柏油路面上以不行意料的轨迹猛烈弹跳,越是想停就越是停不上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石一枫小说所惯有的特点:它由某一股微弱的情节动力推进前行,看似单线迅猛的运转轨迹上,迸溅遗留下连续串恼怒怒骂而又大可玩味的生存细节的铁屑漆皮。

异样为石一枫小说惯有的,另有故事面前的话题之“核”。石一枫经常喜好在小说中设置一个坚固的命题中心,这个中心就像是史蒂文斯安排在田纳西山巅的那只坛子,它使得混乱的荒原纷繁向此倒伏。这一枚“核”,在《人间已无陈金芳》里是“人样”,在《地球之眼》里是“品德”,在《心灵别史》里是“信”,在《借命而生》里是“失败”。到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则是“亲人”——或许说,是一种情绪安顿的能够。

“亲人”,这本来是一个不存在疑问的名词,在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中,“亲人”这一观点由血缘宗族干系绑定,在少数时分,它的意涵和界限并不比圆周率或勾股定理愈加含糊。而一个不存在疑问的观点,不行能成为小说的中心——参照卢卡奇的逻辑,如许的观点却是很合适作为史诗的中心。而石一枫之以是可以在这篇小说里将“亲人”作为要害词(它频频反复呈现、乃至其纪律性的进场每每会成为情节突转的表示),显然是由于,在麦子店和王亚丽们的语境中,“亲人”这一观点曾经呈现了分明的异变、乃至可以成为其本身的反讽。

这种异变和反讽起首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的“亲人”,其意义波动性曾经在今世社会的语境中被消解了。故事里并非没有呈现传统意义上的亲人,但这些传统亲人抽象要么是不但彩的、要么是能干为力的。王亚丽的父亲一早便丢弃妻女随着粮店的“野女人”跑路,只给原配家庭留下了对馒头大饼的深深歹意。母亲却是原封未动地等待在故乡,惋惜已酿成了吸血鬼般的抽象:素日里索要财帛扔上牌桌不计算也罢,但一来二去把女儿在拆迁房上的名分都算计走,这就有些过火了。关于岳晓芬来说,“亲人”确实历来未曾变为不但彩的脚色,但是在后天性心脏病的宏大医治用度眼前,她照旧一声不吭地分开了:即使亲人的情感是无价的,但在密码实价的存活本钱眼前,“无价”简直就真的酿成最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代价”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王亚丽算是没家了”。更悲惨的是,在如许的后果眼前,乃至悲怆也徐徐停息,“取而代之的只是心伤”——在王亚丽的潜认识中,如许的了局好像是注定的,乃至说,是实在早已完成的现实。于是接上去,王亚丽们只能在幻化不定的生疏人社会中,探索着寻觅新的“亲人”、或许说“亲人”的替换物。这个话题就有些太大了,它简直触及到古代性语境下传统社会构造的全体性瓦解及其重构。我们在此就先仅围绕故事自身来讲吧!不得不说,王亚丽的“寻亲之旅”是有所播种的,即便这些播种来的“亲人”们看起来几多有些奇形怪状:比方把唾骂作为情感表达方法的男友“果粒橙”,以及看起来让人揣摩不清的岳晓芬姐妹。但是,也正是这些被古代意义上的充沛感性集体所选中认定的“亲人”,终极把相互打进了运气的活结:一切的诈骗与损伤,无不是因信托和自以为稳妥的安顿而来,假设从一开端就没有任何人将他人认定为“亲人”,那么这个诈骗套诈骗、变乱赴任故的故事,基本就不会呈现。

偶然候王亚丽的脑中也会突然升起疑惑:“他怎样就成了她的‘亲人’?就由于他在出租房的沙发上把她给办了?”

想也是白想,问也是白问。说究竟,她和他们,岳晓芬、“果粒橙”、还包罗一楼的房东大爷和二楼的团契成员,都需求暖和、需求信托、需求“亲人”、需求找一处中央来安顿本人的心灵。为此,王亚丽和她死后那些站在故事里的人,寻遍了麦子店、寻遍了北京、乃至有能够寻遍了他们所能抵到达的天下,答案倒是:如许的中央,没有。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由,我在阅读《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时分,会不时地想起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关乎某种透骨的孤单,《一句顶一万句》通知我们的是“失语”,一团体耗尽终身都找不到本人寻觅的谁人词、那句话;《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通知我们的倒是“语失”,我们谁都晓得谁人词、那句话,只是一经说出,它的意义便松散在了风里。

就像谁人“印在画儿上的干瘪的本国男子”。那是他第一次在王亚丽的心中燃起盼望的火焰:那一天,王亚丽坐在马桶上,母亲——那已然生效的“亲人”——正从听筒里倾注出令她意气消沉的聒噪。这“男子”失在地下望着她。大概有一霎时,她以为那是一种新的能够,一个可以安顿在胸口的、略带羞怯乃至耻辱的机密,即使这机密、这信托、这拜托,从一开端就有关宗教,而仅仅关乎食品、照顾以及人与人最复杂平安的相处。

这苛求天然幻灭了。但在幻灭之中,也未尝找不到暖与黑暗的影子。小说开头处,关于房东老头抽象的兀然反转能否公道我们先临时不管,照片上的女孩、岳晓芬和王亚丽的霎时错觉重合,终究是感人的:“原本是不相关的人,却在这个工夫、这个所在有了干系……(她们)在错觉之中重合,又在错觉之中离开,从三团体酿成了一个,又从一团体分红了三个。”王亚丽,这个倒运透顶的伟大女孩,现在竟成为了巨大而甘美的幸存者。这是走投无路之际的奇幻抵达,是一种在坠落中完成的典礼性逾越:在生存那开玩笑般的谷底,在头破血流跌折了腿、从肉体感觉层面进入了“虚无缥缈”之境的王亚丽,居然看到了她追随已久的现象——

“那是她所从未见过的沙仑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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